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雕龙绣凤

鹤舞楼头,瑶琴弄残仙子月;凤翔台上,紫箫吹断美人风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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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魏纯明】字粹白,号纯子,不厌斋,白玉龙,箫声剑影,男,汉族,1965年5月生,山东惠民人,汉语言文学专业,大学学历,中学一级教师,高级编辑。现任职于中国志鸿教育集团山东部。山东省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。爱好文学创作,精通英语,爱好音乐、体育、美术等。有《粹白诗文集》、《梦笔生花》(中国作家出版社)、《汶川诗钞》(大众文艺出版社)等。 诗情画意春日丽,箫声剑影秋月明。心路历程,激情编年。虽然也有崎岖坎坷,几十年的经历其实很简单,只是几串脚印、数行诗文而已。这些只是新的起点,生命不息,笔耕不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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戏台上的清都社会(序与跋)  

2018-01-30 15:34:50|  分类: 人民日报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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戏台上的清都社会(序与跋)

路应昆
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18年01月30日   20 版)
戏台上的清都社会(序与跋) - weicuibai65 - 雕龙绣凤

  《文化中的政治: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》:(美)郭安瑞著,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。

  郭安瑞教授的大作出版了中文版,译名《文化中的政治: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》,可喜可贺。我想在这里写几句读后感。

  这部著作并不是就戏曲谈戏曲,而是着眼于戏曲与社会文化的互动,视野很开阔。北京作为清代演剧第一都会,清中叶后吸引了来自南北各地的众多艺人和戏曲种类,观众也覆盖了上至帝王、下至贩夫走卒的广大阶层。不同身份的观众从各自的立场出发,对戏曲施予了种种影响。显然,对于考察戏曲与社会文化的关联来说,清代的北京是一个再好不过的“观测点”。这既意味着这个课题的内涵很丰富,也意味着研究的难度很大。

  此书主要从三个角度探讨戏曲与北京社会文化的关联:一是文人看客评品艺人的“花谱”,二是戏曲的演出情况和主流剧种的更迭,三是一些典型作品的舞台呈现。

  对于清代文人留下的一系列“花谱”,中国戏曲史研究者的利用主要是从中“抠”一点演剧史料。安瑞教授却认为,花谱中不仅记载了伶人戏里戏外的故事,还揭示了戏迷作者自己的心理,从而为解读帝国晚期的中层文人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。

  该时期北京的戏曲表演场合有戏园、庙会、堂会(包括宫廷)等,此书对它们的考察很周详,对戏园的讨论尤其深入。戏园看客有贫富贵贱,有汉族有满族,有戏迷有外行,还有政府监管者,后来还有了女性……场上之戏要对尽可能多的看客有吸引力,创作者也会或显或隐地表达某些意识,因而作品中既会体现“正统”,也会包含种种“越界”乃至“挑战”。置身于多种欲求和理念混杂的场域,戏曲的“多棱镜”折射出复杂多样的心理趋向和文化内涵。

  自从青木正儿《中国近世戏曲史》提出“乾隆末期以后之演剧史,实花雅两部兴亡之历史”的观点,其后差不多所有的研究者都把“花雅之争”当成清代中后期戏曲史的主线。但很少有人关注昆剧之“雅”在舞台上到底是什么样子。不少人理解的“雅”大体还是明清文人传奇的那种典雅、精致和“书卷气”,而事实上这种“雅”在清中叶后的北京市场上已无法立足。本书将其定性为“一种混合性的商业性昆剧”,并把昆剧在北京衰落的时间推到了19世纪后期。这些看法与中国学者的流行认识出入较大,值得注意。

  本书第三部分具体分析了几部昆剧。同一部戏在不同情况下被“改来改去”,是民间戏曲的典型做法,一部戏常会因此而衍生出很多“变体”。梆子、皮黄之类“改来改去”不会让我们意外,因为它们原本就属于“乱弹”(这顶帽子本就是文人“赠给”注重自由创造的民间戏曲的)。但一直被认为是“高雅”和注重规范的昆剧也会对既有作品“改来改去”,就需要特别注意了。书中列出了几种形式的演出本,对比它们与传奇原作有哪些不同,并分析每种演出方式会有什么样的观演效果。如《水浒记》《义侠记》《翠屏山》中的女性人物阎婆惜、潘金莲、潘巧云,都因婚姻出轨而被杀,全剧由此体现出明确的道德警示意义;但若干折子戏却将三人的越轨作为表演重点,演出效果便大相径庭了:三个“淫妇”都机灵、浪漫、性感,她们的调情行为成为戏里最耀眼的亮点,甚至她们被杀也多少让人同情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:同一部戏可以因不同的节取和演出方式而“传达不同的社会含义”。这一系列实例,表明其提出的“商业性昆剧”概念以及对其雅、俗定性的辨析,都相当透辟。

  以上只是我粗读此书后的一点简单印象,可以看出安瑞教授的探讨已相当深入。这样的题目中国学者做起来都会很吃力,更不用说是外国学者了。安瑞在中文版自序里只讲了她如何喜欢上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戏曲,而没讲她为眼前这个孕育十年才呱呱坠地的“女儿”付出了多少辛劳。我也不能在这里把故事讲得太长,只举两个小例子吧:

  例之一:一次安瑞和我在北京坐出租车,下车时司机扭过头来,大感惊讶:“您在后排座说话,我根本没听出您是外国人。”例之二:安瑞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查阅旧时艺人的抄本,因不让复制,她便一本一本地抄,不久以后,好些我不认识的异体字她都认识了。

  这两件小事可以说明她对中国语言文字掌握到了何种水准。有了这样的基础,她才能在别人不曾注意的地方看出问题。

  同时,这部著作又体现了西方学者的很多优点,例如视野广阔、思考严密、重视掌握“底层材料”等。记得安瑞查找艺人抄本那段时间,我看她工作太辛苦,便说那些例子少一两个也关系不大吧,她却告诉我,样本少了是不行的。现在读了这本书的第四、五章之后,我才意识到,那些同一部戏的不同演出版本哪里只是一些“例子”呢?我们常说要借鉴西方学术研究方法,所谓“方法”,恐怕首先还是埋头苦干之法吧,要坚持不打折扣的质量标准,还要有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和定力。

  众所周知,在跨国、跨文化研究中,“在中国人面前谈外国,在外国人面前谈中国”之类做法最“保险”,但现在这本书要“在中国人面前谈中国”了,我很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学者来检验一下安瑞教授的研究成果,同时也验证一下我是不是在这里胡扯。

  (本文为《文化中的政治:戏曲表演与清都社会》一书序言,发表时有删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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