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雕龙绣凤

鹤舞楼头,瑶琴弄残仙子月;凤翔台上,紫箫吹断美人风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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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我

【魏纯明】字粹白,号纯子,不厌斋,白玉龙,箫声剑影,男,汉族,1965年5月生,山东惠民人,汉语言文学专业,大学学历,中学一级教师,高级编辑。现任职于中国志鸿教育集团山东部。山东省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。爱好文学创作,精通英语,爱好音乐、体育、美术等。有《粹白诗文集》、《梦笔生花》(中国作家出版社)、《汶川诗钞》(大众文艺出版社)等。 诗情画意春日丽,箫声剑影秋月明。心路历程,激情编年。虽然也有崎岖坎坷,几十年的经历其实很简单,只是几串脚印、数行诗文而已。这些只是新的起点,生命不息,笔耕不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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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-04-18 10:55:24|  分类: 人民日报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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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出版事业中完善人生(书人书事)

——张元济先生与商务印书馆

王 涛

《 人民日报 》( 2017年04月18日   24 版)
在出版事业中完善人生(书人书事) ——张元济先生与商务印书馆 王 涛 《 人民日报 》( 2017年04月18日   24 版)     图为张元济先生。       图为1932年被日军炸毁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。       图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。       图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国文教材。     张元济先生,字菊生,他在出版这一不朽的事业中知行完备,至善至德,厥功尤伟。时逢商务印书馆120岁生日,我们不由得再次向他致以特别而又真挚的礼敬!    菊生先生七十寿辰时,以蔡元培、王云五等当 - weicuibai65 - 雕龙绣凤

  图为张元济先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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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为1932年被日军炸毁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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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图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。

在出版事业中完善人生(书人书事) ——张元济先生与商务印书馆 王 涛 《 人民日报 》( 2017年04月18日   24 版)     图为张元济先生。       图为1932年被日军炸毁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。       图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。       图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国文教材。     张元济先生,字菊生,他在出版这一不朽的事业中知行完备,至善至德,厥功尤伟。时逢商务印书馆120岁生日,我们不由得再次向他致以特别而又真挚的礼敬!    菊生先生七十寿辰时,以蔡元培、王云五等当 - weicuibai65 - 雕龙绣凤

  图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国文教材。

  张元济先生,字菊生,他在出版这一不朽的事业中知行完备,至善至德,厥功尤伟。时逢商务印书馆120岁生日,我们不由得再次向他致以特别而又真挚的礼敬!

  菊生先生七十寿辰时,以蔡元培、王云五等当时中国最负盛名的大家共同发起征集《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》,在《启事》中有一段经受了历史检验的评价:“张先生是富于新思想的旧学家,也是能践行新道德的老绅士,他兼有学者和事业家特长。他早年就敝屣虚荣,致力文化业,服劳工所不能服的劳,不计成败,不顾毁誉。三十余年如一日,所以能把一个小印刷店提到全国第一个出版社的地位。”不断地向菊生先生学习,汲取不竭的精神滋养,是一个有志于出版及文化事业人的必修课。

  (一)

  菊生先生1867年出生于浙江海盐的书香世家。他曾中进士、点翰林,在“戊戌变法”时已有“维新救时之才”的声誉。变法失败后,他以“昌明教育,开启民智”为志向,加盟商务印书馆,倾尽全力将其锻造成一个伟大的文化企业,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转型至为重要的时期,做出了许多开创性、不可替代的杰出贡献。他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。

  菊生先生将出版作为他一生不朽的事业,是出于对出版在民族自立和文化复兴中浚瀹国人神智,育化新型国民作用的深刻认识。他曾在给盛宣怀的信中谈道:“国民教育之旨既是尽人皆学,所学亦无取高深,但求能知今世界所不可不知之事,便可立于地球之上,否则未有不为人奴,不就消灭者也。”他从图存保种的急迫中,从民族文化复兴的艰难中,独具慧眼地看到了出版业不可替代的作用,遂发下了“昌明教育平生愿,故向书林努力来”的宏愿。我想他一定是敏锐而又痛楚地意识到,中国这个文明古国的落伍,并不是近世的事情。中国古代的“四大发明”中,虽然造纸术与活字印刷术都与出版有关,但这两项发明并没有对出版业本身以及社会进步产生实际的功效。蔡伦的造纸术既无配方传世,也无实物留存;毕昇的活字印刷既无工艺流程,也无技术标准。古登堡发明可以工业化生产的印刷技术催生了欧洲文艺复兴,与之相比,中国在此之前的历史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书籍,没有真正对社会进步起催生和推动作用的出版业。他曾坦陈,中国四万万人,只有四十万人受过教育,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学过八股文,对世界大势、科学知识所知寥寥。无独有偶,梁启超也曾谈及,中国四万万人中,当时识字的只有四万人,一万人中只有一个。一个没有书籍、没有阅读的国家,就只能是菊生先生当时所目睹的那样惨不忍睹。

  (二)

  人类在理性探索中永远无法回避的困境在于,理性探索的无限性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之间始终存在矛盾。在这无限与有限之间,需要一个中介,出版就是这样的中介。一本本书籍就如无限理性链条上的环节,把由短暂生命产生的伟大思想串接起来,使人类向着无限的理性探索不断地逼近。

  以菊生先生为精神领袖的商务印书馆对中国社会的转型,真正起到了当之无愧的中介作用。它所贡献最大者在两个方面:一是编写新式中小学教材和各类工具书,把扫盲作为我们民族复兴最基础的工作。我们不难发现,中国的文化在很长的历史时期,不过是文人墨客间的唱和文化,在一个以文盲为主体的国家,文化对这个国家的进步不可能起任何实质性推动的作用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扫盲都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含金量最高的工程。二是引进西学。在独尊儒术、皇权至上的中国,中国知识分子由于视野和格局,其实仍然不过是识字的精神文盲而已。贺麟先生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:“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!”当中国遇到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,许多识字的精神文盲就如同在一个戈壁中行进的旅人,退回已无可能,前进更无把握。为他们“扫盲”,与为普通民众扫盲的意义相等。在菊生先生的主持下,以出版严复的《天演论》为发端,大量移译西方学术名著,使中国的知识界茅塞洞开。鲁迅先生曾生动地记录了《天演论》带来的精神震慑:“哦,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,而且想得那么新鲜。”胡适为自己名字特地选了“适”字,足见风气之盛烈。

  说起来,菊生先生是在主持南洋公学仅三年后的1901年,辞去了令人艳羡的公职,转而加盟一个在当时还仅是手工作坊的商务印书馆。如果穿越到当下,这是相当于辞去了上海交通大学校长甚至更高的职务,转而到乡镇企业去当一个合伙人。那时还是一个在社会舆论和学校教育中,都把商业当作是不名誉的社会,他的选择,实为当时绝大多数人所不解和不屑。

  菊生先生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,是时势倒逼出来的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势呢?邓实先生在《国学的历史》中有深刻的描述:“中国自古以来,亡国之祸叠见,均国亡而学存。至于今日,则国未亡而学先亡……是则学亡之国,其国必亡。欲谋保国,必先保学。”菊生先生深知中华文化的根基受到的破坏是前所未有的,传统的文化样式已无法与新式的传播手段相抗衡。他选择商务,看中的正是现代出版对社会转型的潜在功效。

  (三)

  菊生先生做出版,立意和格局是极其高远的。在那样的动荡年代,他矢志辑校整理古籍,钩沉、探寻、保存中华文化的命脉。他花巨资四处搜寻古籍刻本,一时得不到同仁的认可,有的股东称这是他“徇一人之嗜好”,文弱的先生为此竟然声厉拍案。他坚持出版《四部丛刊》《百衲本二十四史》《续古逸丛书》等重大古籍整理工程,既获得了极高的学术声誉,也带来极高的利润回报。文以载道的千年传承,到菊生先生这里有了新的境界。文化如果不与市场法则相结合,这个“文”就承担不了“载道”的责任;文化如果不能实现真正的大众传播,就无法对社会进步产生实质的推动作用。

  1932年1月29日,日军飞机连续向位于宝山中路的商务印书馆总馆投下6枚燃烧弹,焚余的纸灰飞达数十里外。次日,日军又来,总馆几近毁尽。3日后,日本浪人又闯入东方图书馆纵火,直到傍晚,一座巍峨的5层大楼焚毁一空。灰烬与纸片飘满上海的天空。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盐泽幸一说:“烧毁闸北几条街,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。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关焚毁了,它则永远不能恢复。”

  菊生先生最为痛心疾首的是:“工厂机器、设备都可以重修,唯独我数十年辛勤搜集所得的几十万册书籍,今日毁于敌人炮火,是无从复得,从此在地球上消失了。”“这是我的罪过!如果我不将这五十多万册搜购起来,集中保存在图书馆中,让它仍散存在全国各地,岂不可避免这场浩劫!”先生慨然出任善后特别委员会的委员长,当时的心境,正如他给胡适先生的信中所言:“商务印书馆诚如来书,未必不可恢复。平地尚可为山,况所覆者犹不止于一篑。设竟从此澌灭,未免太为日本人所轻。”

  1914年,菊生先生曾亲书家训:“吾家张氏,世业耕读;愿我子孙,善守勿替;匪学何立,匪书何习;继之以勤,圣贤可及。”九十大寿时,他自撰一份挽联:“好副臭皮囊,为你忙着过九十年,而今却要交卸了;这般新世界,纵我活不到一百岁,及身已见太平来。”这幽默中蕴藉着旷达,欣慰中包含着期许。

  菊生先生所具有的人格境界和魅力,足以让后世长久敬仰。 

  (作者为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)

  

  蔡华伟制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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